编者按

  也许可以这样定义，以2015年两会，特别是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为标志，中国正式进入“创客时代”。

  “创客”（Maker）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在这个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现实。就在身边，有多少朋友已经悄悄开始，把“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挂在嘴上。PE，风投，天使，A轮，上市，这些过去距离我们很遥远的词汇，仿佛一夜之间变得触手可及，甚至，就连李克强总理本人，也成为深圳柴火创客空间第99号会员。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总理，本身就很像个Maker。有媒体这样描写李克强：他眼界开阔，思维异常活跃，常年保持着阅读国际最新经济科技动态英文原文的习惯；上任以来，他从来不缺乏新的主意，提出“上海自贸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富有新意的改革举措；他更是一位乐于接纳新鲜事物的人，与身边人说起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和年轻人一起聊天”。他不单以此放松，更将此作为了解这个国家变化的一个便捷渠道。

  更重要的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形势下，整个民族精神层面，改变正在发生。反腐肃贪立规矩，让国人告别数千年官本位成为可能。马云，雷军，榜样之下，创富创业，改变社会同时改变自己成为可能，两会前开始，并延续至今的智能马桶盖与中国制造的讨论，从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缺失这样的老生常谈，最终落脚在中国“厕所变革”上面。洁身器这一目前在中国仍属冷门和低普及率的家用产品，在这篇文章的催化下，迎来史上最佳的商机。而经过技术改造，更适合中国水质等实际情况的中国产马桶盖，将在不久的未来，进入并改变中国人的生活。这样的故事走向，这是创客时代，中国制造获得内在动力的真实写照。

  创客素描：被创业改变的人生

  ■ 陈舒扬 报道

  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此后，李克强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各种场合多次阐释这一概念，直至其进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虽然创富故事早就广受追逐，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官方倡导概念的提出，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已经有官方评论文章设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否与当年联产承包制的重大效应相媲美？能否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引擎，并由此推动形成百舸争流、奋发有为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和经济社会新气象？”

  在北京，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创业者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创业故事。

  一场有预谋的开始

  记者：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你创业的内容，以及进展。

  李华光（1968年出生，北京律和同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是一家提供互联网在线法律服务的科技公司，正在打造一个垂直的综合法律服务资源整合平台。通过互联网，我们尝试将人们潜在法律需求挖掘出来，培养人们使用法律服务的习惯，引导公众用法治思维理智处理问题；这个平台同时也为律师打造一个新的交流和展业方式，用大数据思维帮助法律人。

  具体地说，比如我们通过“口袋军师”APP，汇集大众的法律需求，对这些需求进行数据化的分析，研发普适的法律产品。我们也在尝试跟不同行业结合，定制相应的服务产品。我们把“律生活”网定位为我们法律服务产品的电商平台，这些将和我们正在开发的其他产品连接，形成一个法律服务相关的生态圈。

  王欢（“85后”，北京融心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于2014年6月28日正式注册了一个叫做“我的小孩”的APP，现在有大概5000个用户。今年2月份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这个APP可以帮助家长和老师更便捷地沟通、帮助学校更高效地管理。比如家长能够通过教师发送的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随时了解宝宝在园表现，也为幼儿园的早点检管理、信息发布、亲子活动布置等提供了新渠道。

  苏元（1987年出生，北京铀尼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做的是一款基于云端的数据管理平台。以表格形式进行云端的数据管理在国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在国内尚属首创，但我们相信中国人也可以在云数据这一块做到世界领先。现在我们已经在进行pre-A的融资，产品上线一年左右，各方面稳定，且受到广泛好评。

  记者：你创业前在做什么，为什么想到要创业？

  李华光：我曾经在检察院工作，2005年辞职做律师，还跟人创建了律师事务所，2009年成立了现在的公司。

  我很早的时候就有在中国推广“私人律师”的想法。人们往往官司缠身才想到找律师，事实上，培养人们的消费法律意识和习惯是个艰难的过程，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人们了解并相信：法律不是为了惩戒，不是为了诉讼，它的价值在于为人们创造更加快乐安康的生活。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特别是2010年之后互联网和电商的迅速发展，我们意识到，互联网和法律结合将会引发法律服务的创新，而我们一直探索的针对公众的法律服务模式也日渐清晰，又时逢依法治国方略确立，这种情形让我们兴奋不已。事实上去年我已经没有再从事律师工作，做了一个减法，全心放在公司上。

  王欢：2009年本科毕业后，我就进入普华永道做企业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类咨询工作，2011年6月到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从事投后管理类工作，两份工作让我积累了多方面经验。受父母的影响，创业的血液应该是流淌在我的身体里的，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成熟。可以说，我的创业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开始。

  苏元：创业前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之前供职于国家电网和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酒会上，我结识了我的合伙人，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和我一起创业，你的成长是你在大公司成长速度的三倍。这句话，加上我自己的性格、追求的生活，让我在进入大公司还是自己去“开疆拓土”中选择了后者。

  做一个连续创业者

  记者：你是，或者会成为连续创业者吗？为什么？创业改变了你什么？

  李华光：应该可以这么说。从检察院到律所再到现在的公司，我没有离开法律这条主线。刚从体制内出来的时候，对商业还浑然不知，通过开办律所获得了各方面的管理能力，现在的工作面临更大挑战，有太多需要学习。我认为持续创业对心态和性格是一种磨练，我喜欢这种状态。

  王欢：现在（在做的）是第一个项目，所以还不是（连续创业者）。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连续成功创业者，但“连续”、“成功”都很难界定。如果从产品层面上来讲，我们一定是在连续创业的，必须不停地去更新产品以满足市场、用户需求；从公司层面来讲，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创业让我从一个“养媳妇的人”转换成了“被媳妇养的人”。但从精神层面来讲收获多。不停接触各种人，听他们去说自己心中的梦想与未来，也让我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强烈差异、摩擦、碰撞甚至是冲突，也更加坚定了通过自己在技术上或设计上的那一点小创新，去影响一些人的生活的愿望。

  苏元：会（成为连续创业者），因为我有成功的欲望。创业让我更自信了，不再像以前在大公司里一样会刻意压抑自己，让我感觉到自由和轻松。同时我的朋友有时候也说我变得更犀利了，也许是在有些时候变得更直接而不迂回了。物质上没有大的改变，还很匮乏，我们还在起步阶段，路漫漫其修远兮。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使创业在中国成为了潮流？

  李华光：创业是否成为潮流不好说。改革开放以来创业始终存在，当然这两年互联网的发展为各个人群各个业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想这是人们感觉到创业成为潮流的重要原因吧。

  王欢：其实我并不认为创业成为了一种潮流。我能说因为中国人喜欢赶时髦和赶潮流么？软银赛富阎焱曾经说很多90后创业者赔掉了父母一生的积蓄，很难听，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从爷爷奶奶那辈人只能种地，到爸妈那辈人只能进国企，到我们这辈人能创业，这说明社会进步和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资本层面上，那些“创一代”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更多的天使投资人和早期投资基金出现，有钱就要花出去，而三分钟拿钱和大把花钱的故事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也让媒体趋之若鹜。

  要鼓励，更要支持和保护

  记者：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概念，你有什么想法？

  李华光：我想这首先代表政策层面的包容和开放，也蕴意着由此而带动的其他变革。其实我们早年一直强调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用素质教育，而反对应试教育。但是我想那只是一个理念层面的铺垫，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创新土壤，没有创新环境，没有各种可能性的释放，教育的创新也只停留在理念上。

  王欢：创业和创新不是一个概念，政府的提法是好的，政府想要解决就业问题。但同时政府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服务也要进步。

  记者：你觉得“创业”是个什么样的词，正面，中性，或负面？为什么？

  李华光：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褒义词，一个向上的词。但不是说创业适合所有人。创业被更多人接受，代表了社会多元化发展和价值观的改变。

  王欢：我觉得是中性。

  苏元：创业于我而言是正面的，而于我父母亲友而言可能是中性甚至是负面的。道理不言而喻，因为父母和亲友们认为创业就意味着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公积金、没有户口，空有理想。

  记者：你对创业环境有什么期望或评价？

  李华光：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读到了特别好的信号。我希望不仅仅要鼓励，还要支持和保护创业，比如在知识产权和税务政策上的支持和保护，针对不同的行业还需要制定更具体的实施细则。如果法律环境没有跟上，创业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可能会毁掉创业者，引发对创业模式的质疑，最终会抹杀社会创新。比如我们看到一些电商网站假货泛滥，以及其他创新活跃的领域的纷乱现象。法律总有滞后性，立法者应具备超前意识，为未来可预期的法律问题确定基本原则，保护创新发展。

  王欢：政府要尽量能够公开公平，比如开门营业，租了办公室，消防手续变更要3个月，从装修结束之后，才能入驻。这个时间太长了，搬进去的话会直接贴条罚款，那3个月的房租谁出？

  苏元：评价谈不上。我觉得创业环境确实越来越好，政策、配套环境、资本市场等方面均是，但是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创业者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希望能做得更好；另外希望能将社会资源统筹规划起来，有效地服务于整个创业人群。

  粤式科技创新：珠三角未来十年的样板戏

  ■ 黎广 报道

  “要不然你找个时间，约他见个面？”广州市某区科技局原局长甘宏宇征询记者的意见。

  甘宏宇所指的“他”，是深圳市尚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尚昆”）的董事长谷尚昆，一位身兼好几家创业公司的董事长，拥有自己的员工、工厂和专利的企业家。这位“OBE（生物降解塑料）”、“液态甲壳素”等国家专利的持有者，在2014年初又发明了一项用于公共安全管理的瞳孔识别技术。

  “在数据库健全的基础上，这个技术如果用在公共安全治理上，比如用在监控里，就绝对从成本和效率上秒杀现在的人工安检。”甘宏宇说。作为一个科技迷，他对于这套基于瞳孔辨识身份的技术普及极为感兴趣。

  2014年11月2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全国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总结评价报告》显示，广东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总体得分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前列，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其达标分值均处于全国高位状态；而在同年发布的《2013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和《2013年全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中，广东省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专利综合实力状况排名第一位，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全国第一位。

  “在过去几年，广东在科技创新领域确实有着长足的进步，尽管现在锋芒不如以前，但早期的创新成果，正源源不断地反哺着地方经济。”甘宏宇说。

  应用是对专利最好的奖励

  “那是2013年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给我发的金桥奖。”谷尚昆指着放在办公室的书柜里、显得不大起眼的一块奖状对记者说。这块两年才颁发一次的奖项，旨在奖励全国技术市场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是全国技术市场行业的权威奖项。

  “当时，我的OBE项目刚刚成型，并拿到国家发明专利，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当年在调研项目的时候，发现这个项目意义深远，便给我颁发了这个奖项。直到今天，我们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仍是领先的。”谷尚昆说。

  OBE指的是生物降解塑料母粒，在生产过程中添加到传统的塑料膜后，塑料膜透明度和强度不发生改变，废弃掩埋90天后可分解90%以上。

  “这个项目对于环境治理有着积极的意义。并且我们所说的生物降解，并不是使用粮食作物（为原料）（原有可降解塑料使用的原料为淀粉。记者注），因此不存在占用我国粮食产量这个问题；而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其生产成本可以降低至少两成。”郭鹏毅博士向记者解释说。

  郭鹏毅，这位出生在台湾的博士，在2008年获得了台湾发明国光奖奖章，并入选了2008年台湾杰出发明家博学博士。如今，他是深圳尚昆主管产品研发技术的副总裁。

  关于OBE项目，郭鹏毅表示，由于目前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空前重视，所以这个成果很受社会各界的重视。稍微留意一下，便会发现从企业到 各地政府，都在对传统的白色污染进行治理。

  “比如2014年末，我们的项目在贵州毕节落地，当时和我们签合同的是毕节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昌旭，现在我们在毕节的工厂已经有5万平方米了。又比如吉林省，在2014年2月7日第2次常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吉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规定》，并且出台了《吉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规定》，规定已经在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这对我们这些发明创造者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郭鹏毅说。

  珠三角是一个大孵化器

  几年前，OBE的第一家工厂已经在东莞黄江落户。“总部在深圳，研发工厂在东莞，一方面是方便监控生产工艺，另一方面是东莞最近几年对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非常诱人。”谷尚昆向记者解释说。

  实际上，早在2012年，实行“腾笼换鸟”的布局后，东莞市委市政府便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大力推动经济从原有资源要素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加快科技、金融与产业的融合发展。

  截至2014年末，东莞全市的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数量等主要科技创新指标都均居广东省第三位，仅次于深圳和广州。东莞连续八年获评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2013年还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最具成长性创新城市等荣誉称号。

  2013年，东莞全市高技术制造业累计工业增加值723.4亿元，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8.3个百分点。

  “最初，我带着OBE和液态甲壳素的雏形在国内寻找发展机会的时候，重点考察过长三角和珠三角，但珠三角特别是深圳、东莞，在制度上更灵活，政策上给予我的支持也更大。”谷尚昆介绍，“以甲壳素为例，我跟东莞说这个产品用在农业上效果很好，东莞就给我批了一块地让我实验种植番茄和草莓。项目成熟以后，东莞市政府觉得这个好，就重点培育了一下。后来我们用甲壳素种植的草莓，获得了国际草莓大赛的一等奖。这些成果，离不开广东对我的支持。”

  当然，谷尚昆的成功亦得益于其过去数年在研发上的巨额投入。据谷尚昆透露，在深圳、东莞创业期间，其在产品上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亿元。“早些年地产经济迅猛发展的时候，在几个项目上我回笼了不少资金。但我意识到地产经济终究会衰败，走科技创新才是下一个十年的样板戏。”

  谷尚昆的研发投资行为佐证了美国机构BattelleMemorialInstitute2014年12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数据：中国当年用于研发的支出可能会达到2840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22%。相比之下，美国同期的研发支出仅增长4%，为4650亿美元。该机构预计，到2018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将超过欧洲，到2022年将超过美国。

  对此，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的合伙人莱特（ColinLight）表示，中国企业向来是迅速的跟风者，但现在已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这一趋势，更多地出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

  2014年12月15日广东省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区域孵化能力评价研究报告》（下称“《报告》 ”）显示，在中国20个创新区域综合评分中，广州黄埔区和天河区均出现在榜单之中，而深圳南山区则超过北京海淀区、杭州滨江区，名列第一。

  在2014年12月18日《福布斯》杂志发布的中国大陆城市创新力排行榜上，深圳亦排名第一，而广州也挤进前十。

  “珠三角一项隐形的优势就在这：广州是省会，改革开放前沿；东莞是‘世界工厂’；而深圳则是特区。在这个有机的组合里面，一个城市面向政治中心，为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另一个城市负责研发，还有一个则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过去的十数年里，很多知名项目的初创在广州，比如网易，孵化成型后则走到了桥头堡深圳或者北京。”甘宏宇对记者说。

  他顺便解释了前述《报告》中广州排名不前的原因：“因为在统计的时候，省社科院非常注重企业孵化、专利申请这几项硬指标。但从整体情况来看，广东在科技创新领域仍大有作为。”

  “听说你的液态甲壳素在伤口愈合和抗菌上效果很好，在医疗和建筑涂料上，你们做过实验吗？或者安排一个时间，我们见一面，顺便谈谈你说的瞳孔识别技术，我顺便研究一下你们这个技术的市场前景。”电话这一头，甘宏宇对谷尚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