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带一路”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我国的经济实力向外寻求解决问题的空间，并可能为国内经济的进一步转型赢得时间。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能为国内钢铁、水泥等过剩行业产能找到新订单，从而缓和产业改革的阵痛。

  从国际和国内地方热议的“一带一路”内容来看，基建均是主打，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完善和发展基建几乎成为最主要的议题。基建之外，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多个重大议题均包含在这一规划中。

  此外，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提高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需要多方面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也需要实施的重要平台。在这方面，我国“一带一路”对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有着巨大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一带一路”对产能走出去的作用，也要关注“一带一路”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全局性显现

  ■ 王子约 报道

  记者近日从多个信源获悉，“一带一路”规划已于去年底获党中央和国务院通过，预计将于近期发布。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资金支持，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筹建近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专家对解读称，这对防止将“一带一路”解读为“基建大跃进”，全面理解这一重大战略有重要意义。

  此外，多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作为中长期战略，“一带一路”的重心是基建互通，其次是经贸合作，既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同时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资金池进展迅速

  作为中国中长期最重要的重大战略，“一带一路”自提出起就受到广泛关注。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此战略受重视程度更是列于三大国家战略之首。

  作为资金支持，为“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的有三大机构——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就在这个3月，丝路基金和亚投行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三个机构中，丝路基金最快成立并起航。根据官方信息，作为单边金融机构，丝路基金完全由中国出资，初期设计规模为400亿美元，上不封顶，可视投资效果和需求再增资。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来源于中国外汇储备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其中，外储出资65亿美元，进出口银行、中投公司各出资15亿美元，国开行出资5亿美元。

  据媒体报道，目前丝路基金高管团队已组建完毕，由前央行行长助理金琦掌舵，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王燕之任总经理兼董事。今年59岁的金琦，曾在央行国际司、新华社香港分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王燕之此前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主任，曾担任外管局委贷办主任、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

  此外，丝路基金还配备8位董事、4位监事，高管团队规格甚高。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为，如此人事结构安排，具有中国特色，也体现了该基金是由国家成立，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基金，并非纯粹市场化运作的基金。

  记者25日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尽管丝路基金目前并没有明确在运作的项目，但前期组队和磨合已基本结束，随时可以进入工作状态。

  与此同时，亚投行的进展也取得瞩目成果。3月12日，亚投行迎来首个欧洲意向创始成员国。这一天，英国向中国提交确认函。随后，欧洲最主要的大国法、德、意联袂宣布加入亚投行。紧接着，澳大利亚表示，将会考虑是否加入，并于一周内做出决定；韩国也表达了类似立场。再随后，瑞士、卢森堡正式申请加入。

  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3月24日表示，亚投行的总部将设在北京。他表示亚投行将争取在年中完成章程谈判并签署，之后经成员国批准生效，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

  史耀斌称，中国与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美国相关部门一直保持沟通。中方欢迎亚洲域内外国家积极参与亚投行筹建，同时也将尊重他们是否加入以及何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

  目前，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已达到34个。3月27日，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发表讲话称，预计至本月底申请亚投行创始国截止日，创始成员国将超过35个。

  战略全局性显现

  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心是促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似乎是从这一战略的雏形时期就已经较为明确的。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

  从国际和国内地方热议的“一带一路”内容来看，基建均是主打，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完善和发展基建几乎成为最主要的议题。

  基建之外，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多个重大议题均包含在这一规划中。有接近官方的智囊人士近日对称，中国发展到如今的体量已经不可避免地会与世界各国有更深层次的互动。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取得的突破成就又防止了“一带一路”仅仅被解读为基建大跃进。”这名人士表示，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必须融合到世界发展的轨迹中来规划。他认为，“一带一路”无论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都具有重大作用，是目前最重要的规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培林表示，这一战略首先是中国从全球蛋糕做大的角度出发提出的倡议。

  “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虽然美国、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有明显起色，但发达国家内部和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增长态势，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他表示，广受期待的结构性改革，其实短期的紧缩效应明显，且因为要触动人们到手的蛋糕。

  此外，另一个可以指望带动增长的途径是技术创新，但是所需时间也比较长，也充满不确定性。“这种背景下，旨在争夺有限的全球市场总需求的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就逐步抬头。”但是，比这种狭隘的争夺有限全球市场的零和博弈思路更高境界的思路是，做大全球市场规模的正和博弈思路。”刘培林表示，“一带一路”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正和博弈思路。

  他同时认为，这种思路并不需要技术在短期内的巨大突破，也不需要短期内实施急剧而痛苦的结构改革，而是推动各国挖掘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增长潜力，并开放市场，就能够有效推动增长，把全球经济带出低增长的泥潭。

  共筑共赢局面

  在多名不同界别专家看来，“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独享红利，而是全球恢复增长的交响曲中的和谐乐章。“它不排斥其他努力，不影响其他乐曲的展开。”前述官方学者表示，如果说原有的各种努力是四四拍钢琴曲的话，“一带一路”不是另外加进来的四三拍钢琴曲，而是四四拍的弦乐协奏。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一体化是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官方材料显示，“一带一路”涉及范围极广，初步估算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将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条国际经济大走廊。

  它将中国与周边地区连接起来，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将切实带动相关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有助于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将各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也使中国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此外，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需要与其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一起分享和探讨经验。而“一带一路”正是这么一个平台。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是在几百年的时间跨度内实现现代化进程的。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基本上要在几十年内走完现代化进程的相当大部分。”刘培林也认为，相比而言，中国的经验对于其他后发国家而言，可借鉴的价值，比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经验的价值更为直接。在中国的经验中，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既能够拉动当期的GDP增长，也能够缓解制约生产体系效率提升的瓶颈。这一条重要的经验，正是亚投行广受欢迎的原因。

  抓住“一带一路”契机打造服务贸易强国

  ■ 匡贤明/文

  随着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对外开放也面临升级的巨大挑战。在这个进程中，服务贸易能否得到快速发展，尽快从服务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成为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提高服务贸易比重”的基本要求。

  应当说，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提高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需要多方面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也需要实施的重要平台。在这方面，我国“一带一路”对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有着巨大的空间。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一带一路”对产能走出去的作用，也要关注“一带一路”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

  入世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服务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719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6043亿美元，首次超过了6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6%。预期服务贸易总额在2015年将达到6500亿美元。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比重来看，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

  比如，从规模上看，2013年美国服务贸易额为11323.1亿美元，是我国同期的2.1倍。与货物贸易相比，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为6%，仅为货物贸易占比的1/2。从国际比较看，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达到20%，我国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仅为1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尽管2014年我国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快速增长，金融、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增速分别达到59.5%、24.6%和25.4%，但运输服务、旅游、建筑服务出口等传统服务仍然占有比较大的比重。我国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总额比重还较低。因此，尽管我国已是一个服务贸易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同步推进，才能提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因此，要从服务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未来几年是关键时期。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需要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在2013年5396.4亿美元基础上实现规模倍增；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提高至20%，达到2013年世界平均水平。

  “一带一路”是服务贸易大发展的战略性机遇

  从现实情况看，要扩大服务贸易，既要关注欧美等传统发达大国，更要关注新兴经济市场。其中尤其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各方普遍关注“一带一路”对出清国内过剩产能的作用，事实上，“一带一路”的作用远不止这个，它在扩大服务贸易上同样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一带一路”将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平台。以服务外包为例，2014年1～11月，我国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918.4亿美元和689.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和29.2%。其中，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106.1亿美元和80.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22.3%和31.5%；承接东南亚11国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达50%，均超过了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将为我国成为服务贸易规则的“引领者”创造机会。从世界范围看，新的服务贸易规则正在形成过程中，尚未定型，这恰恰给我国创造了迎头赶上的好机遇。“十三五”我国有条件以自贸区为平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自贸区内探索建立适应中国特点的、平衡各国利益的、高标准的中国版服务贸易规则，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这次我国倡导筹建亚投行，得到英法德意等老牌发达国家的明确回应，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抓住机遇实现服务贸易占比20%的目标

  未来几年是我国加快“一带一路”的关键期，也是我国加快服务贸易的关键时期。做好“一带一路”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实现2020年服务贸易占比达到20%的目标。

  一是把服务贸易作为“一带一路”进程中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战略重点。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使其成为新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加快服务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将成为破解当前服务贸易发展困境、释放服务贸易发展潜力、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进程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在“一带一路”中打破服务贸易壁垒。这就要求实行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机制。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实行服务业外商投资登记备案制。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除国家规定的重大和限制类项目外，对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逐步实施备案制度，政府重点把好环境安全评估、事后监管两道关。加快双边、多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规模和范围，加快与有关国家的自贸区谈判，充分利用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发展与相关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

  三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区域，助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重点改革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的审批制度。大幅缩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审批范围；尽快将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实施“一站式服务”和“一站式审批”。加快构建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的公共服务平台。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

  让新自贸区点亮“一带一路”

  ■ 齐岳 报道

  继上海之后，广东、天津和福建三地正式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至此我国自贸区数量一増为四。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仍将继续深化，在金融、科技、服务以及政府治理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从这些浓缩国内改革精华的自贸区当中，能够分辨出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期待已久的推广

  早在去年上半年就已经传出了上海自贸区经验扩散的消息。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让各地政府申报建构新自贸区的意愿，并出现了“人头攒动”的景象。出于谨慎考虑，上海经验并没有大面积铺开。广东、天津和福建三地首先“出线”的印象逐渐成形，并进入政策倒计时。资本市场已经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反复咀嚼新自贸区主题，如今终于看到了靴子落地。

  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令人眼馋。投资者在自贸区获得了“法不禁止皆可行”的自由，从而敢于大胆越界、创新。贸易商先进区、再报关，分批进货、集中申报，并且能够在“单一窗口”把事儿一次性全办了，享受到种种其他港口所不具有的便利。金融业者努力适应区内的新规定，不管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资本自由进出，区内都有幅度不小的跨越。

  粤津闽三地跟进上海步伐，至此正式覆盖了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三块热土。广东自贸区意指港澳经济的整合，福建自贸区因为处于台湾省对岸而被干脆称为“海西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则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龙头。同时，由于区位毕竟不同，新自贸区仍要摸索自己的特色，解决各自的障碍。粤港澳三地政府需要面对无缝结合的问题，促进三地商品和服务更加顺畅流动。天津背靠国企聚集的北方经济中心，如何协调央企和市企关系将成为难点，同时在金融方面也要更大力度破题。福建最具看点，要肩负“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的重任。这种定位可能使得福建自贸区规格比上海还高，不过另一方面也带来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相协调的问题。

  事实上，自贸区的政策只是我国经贸大局中的一部分。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相对接。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我们的产业转移会不会也相应提速呢？更时髦一些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与自贸区又有什么样的交集？

  自贸区与“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了当前最为火热的政治名词。本存在于历史、沉淀于文化中的“丝绸之路”，进入当前我国对外核心战略当中。经由这一战略，相关国家将达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不难看出其间抓手是经济，绝非政治或军事。无论是道路、贸易还是货币，都需要相关各国进行经济上的合作才可推进。由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政策沟通”，如此才能最终达到“民心相通”。

  战略最重要的是国内的立足点。究竟是什么地区、哪些企业需要具体承担“一带一路”的战略执行，有没有哪些地区相应更重要一些？显然，能者多劳。只有在国内具备走出去实力的企业才更能够领导其他公司一起去开拓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只有在国内走在前列的地区才能够承载这些企业的根基。由此，担当自贸区先行者的沪粤津闽四地会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

  四地皆有海港，天然能够挂靠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任务。但事情当然不是如此简单。青岛、宁波、大连等港口的使命并不比沪粤津闽更高，因为自贸区需要引领其他港口将我国的外贸水平拉升一个档次。自本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的商品贸易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无论是体量还是种类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进出的货物量如今占到经济体量的四成。世贸组织规则下，我国商品贸易壁垒大面积拆除，关税、配额、行业保护等手段力度不断弱化。（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