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是依赖于我们的医疗水平，而是依赖于我们生存的区域、食物、空气及社会安全，事实上，影响我们健康的诸多因素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医疗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最直接关联的就是经济状况。经济繁荣有利国民健康，国民健康促进经济繁荣，可美好的循环总是被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打乱。经济萧条与国民健康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正是牛津大学首席研究员戴维·斯图克勒和斯坦福大学流行病学家桑杰·巴苏，在《身体经济学：是什么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这本书中要探讨的主题，结论就是德国著名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曾经的名言：“政治只不过是更大规模或更高级的医学”。

  经济萧条给国民健康带来了坏影响，有数据可以证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夺走了俄罗斯100万男性的生命，欧债危机让欧盟成员国连续20多年稳定下降的自杀率戛然而止，欧债的重灾区希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增加了52%，杀人犯持续增加，疟疾再次肆虐，自杀率更是翻倍……于是，人们指责“经济萧条是谋杀国民健康的刽子手”。至于原因，统计数据也可以给出答案，经济萧条让人们希望渺茫、压力增大，不仅心脏病发病率、自杀率、患抑郁症的几率甚至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几率，都会显著提高；失业以后，失去自己的家园或者深陷债务泥潭的人们，为了图一时之快，很有可能会吸毒、酗酒、吃垃圾食品或者自杀。

  经济萧条会让国民健康“因祸得福”，同样也有数据可以证明。“失落中”的日本，健康统计数据却创世界最佳，同样是遭受经济危机，瑞典和加拿大的国民健康状况却得到了改善，挪威的平均寿命更是达到史上最高，即使也是欧债漩涡中的冰岛，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危机，但那里的人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于是，也有人说“经济萧条堪称现代人们健康受益的源泉”。原因同样有统计数据来证明，经济萧条中为了节省钱，人们抽烟和喝酒的次数减少，甚至是性生活的次数，也大为减少，人们开始以步代车、自己干体力活，人们在经济萧条时期体重会下降，糖尿病、冠心病等导致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为什么一些人在经济萧条期间只能悲惨收场？而另一些人却会更加健康？同样能够作为证据的数据，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有一些数据，却几乎没有变，因为它们带有规律性：基础卫生设施可及性对健康的边际影响为0.525，意味着每100人中受益的多2人，1000人中就会多一个人能过生日；公共卫生用水覆盖率对健康的边际影响为0.822，每100人中多1人用上干净的水源，死亡率也能因此降低近一个千分点；一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投入比重对人均期望寿命的健康边际效应平均为0.046，在其他同等条件下，一国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比例如果增长10个百分点，就可为国民期望寿命贡献接近半年左右。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应该读读这本《身体经济学》，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关乎我们经济和健康的民主性选择。

  通过比较，《身体经济学》很容易就得出了答案，经济萧条对国民健康的影响，不在经济萧条本身，而在经济萧条的政治学里。面对经济萧条，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围绕着紧缩政策和财政刺激、公共服务和财政收入进行永无休止的辩论。在经济衰退期间选择削减国民安全保障支出的国家和地区，不仅给国民健康带来了坏影响，而且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加剧失业，实际上会减缓经济发展速度；而经济衰退肆虐势头得以有效防治的国家，几乎都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因为投资包括住房保障、就业计划、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在内的社会福利项目，不仅增加了促进健康的因素，而且帮人们重返岗位，维持了居民收入和正常的经济运转，在特定公共健康项目上的刺激性消费，实际上更有助于带动新的经济增长。

  不同的经济萧条政治学，对国民健康的影响有天壤之别，希腊和冰岛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初，希腊的经济衰退不及冰岛严重，但希腊选择了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苛刻的财政削减，冰岛则不仅维持了社会福利项目，甚至还进一步加强了投资。现实已经说明，紧缩政策付出的代价是人类宝贵的生命，即使“股市”会反弹，这些逝去的生命也已是无法挽回。债务、收益和经济增长固然很重要，但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东西，无疑还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那么，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到底是选择紧缩政策还是财政刺激政策？是削减还是增加对富人征收的税费？是增加还是减少对穷人提供的服务？答案已经不言而明。对一个政府来说，经济决策不仅是增长率、赤字与债务的问题，而且与广大民众生死攸关。

  我们的近邻日本，已经从“失去的十年”变成了“失去的三十年”，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以及老龄化和少子化叠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让让人担忧“会不会失去未来的三十年”。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覆盖范围甚至超过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国民福利体系，对“健康统计数据创世界最佳”功不可没。在这“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的很多届政府都曾试图削减国民福利来走出泥潭，但都被日本国民用选票将其抛弃了，因为日本国民都明白，维持福利体系的覆盖面和正常运转，是他们最现实的最好选择。即使现在的安倍政府，也深知压垮穷人和富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不一样的，在将消费税率从5%涨到 8%的同时，也要对所有低收入阶层给予每月10000到15000日元的临时补助。

  经济学是个大课题，经济萧条政治学是一个更大的课题。尽管福利制度一直有养懒人、低效率的质疑，但它也是一个医学的范畴，这应该是政府在应对经济萧条的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身体经济学》的两位作者，在书中还进行了延伸：是否该对经济增长盲目迷恋？如果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考虑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教育质量以及他们做游戏的快乐。它不能使我们诗词唯美，不能使我们婚姻美满，不能使我们拥有公开辩论的睿智，不能确保我们官员的公正廉洁；它既不能度量我们的幽默和勇气，也不能衡量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更不能体现我们对国家的热爱和拥护。总之，它可以衡量一切，但除了我们的人生价值；它可以标榜一切，但除了我们作为国人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