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互补 合作广泛

发布时间:2013-10-29点击率:540

 2013中印论坛于成都召开之际,中印专家智慧碰撞中印经贸合作,他们一致认为,中印经贸合作前景广泛。

  

  中印文化有着很深渊源

  马诺哈尔·雅达夫(印度)

  作为世界上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能相互借鉴了彼此的很多东西。因此,两者才会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是两国各自的特殊国情赋予了它们文化的差异。

  它们各自构画的过去的历史阶段上发生了相似的事件。几乎在印度诞生佛教的同一时段,中国产生了儒家思想。两个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催生了各自伟大的帝王: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和印度的孔雀王朝的统治者阿育王。佛教打破了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界线。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两个国家的民众一直秉持相同的精神理想和信念,例如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尽管中国人有自己原创的信仰如儒家思想和道教,但是其并不是系统完整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得以成为了中国首要的精神引导力量。佛教也帮助中国克服了自身很多矛盾和混乱。

  中国和印度之间还有很多其他的相似之处。首先,两个国家都是人口众多,正在努力控制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各自不同寻常的庞大人口使这两个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诸如老龄化等问题。

  

  印度莫雷市的边境贸易前景

  马尔昌·雷迈因盖姆(印度)

  印度曼尼普尔邦的莫雷市与缅甸皆实地区的纳姆法龙相邻,是位于印缅边界和印度东北部的主要贸易枢纽。

  印度东北部地区被认为是连接印度南部、东南亚和东南亚联盟国家经济体的门户。莫雷市具有跨境贸易和商业的巨大潜力。无论是边境贸易还是普通贸易都要经过莫雷市。

  莫雷市的边境贸易产生的价值占印缅贸易总额的2%。其贸易的数量会受到罢工、叛乱,汇率和走私等的影响而造成整个经济体和贸易商整体的损失。印度经历着贸易平衡的逆差,因为其潜在的出口商品不在莫雷地区生产,这就使得在莫雷市设立经济特区以生产可出口的货物成为一种必要。中国对莫雷市-纳姆法龙的边境贸易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因为许多在纳姆法龙市场上卖的便宜商品例如电子物件和毯子等都来自中国云南省的瑞丽,因为中国是缅甸最大的边境贸易伙伴。通过莫雷市建立印缅边境贸易关系从就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两方面来讲为当地人带来了福利,并且促进了印缅两国贸易和其他关系的发展。缅甸不仅作为边境贸易伙伴而言对印度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印度的旨在同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建立战略和经济关系的“东望政策”而言也是意义重大。

  

  中印城市贫困问题及其宏观成因比较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钟颢 沈茂英

  目前,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影响城市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两个最大且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城市发展与城市人口贫困问题。

  中印城市贫困特点。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呈现出“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巨大、城市贫困人口构成复杂、城市贫困的城乡交融性与城郊结合部的空间聚集、城市妇女贫困问题严重”等四大特点;印度城市贫困则表现为“城市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相对贫困严重,城市贫困人口构成多元化与就业非正规化,城市贫困人口多聚集在贫民窟且生活质量差,城市妇女贫困严重”等四大特点。

  中印城市贫困宏观成因。中国方面: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国企改革是早期城市贫困群体形成的首要原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与国有企业改革不配套是早期下岗职工陷入持续贫困的制度原因,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的不公平收入分配是城市贫困人口持续扩大的经济原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是城市贫困人口持续壮大的社会原因,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剧了中国的城市人口贫困。印度方面:种姓制度是城市底层人民致贫的重要历史原因,殖民剥削和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是导致印度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过度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大量闲置劳动力成为了城市贫困群体,人口出生率高但人口素质却没有显著提高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长期且持续的扩大。

  中印城市贫困问题的共性特征。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并在城市空间的相对聚集;经济全球化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城市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素质低下;城市贫困人口大多为“有工作的穷人”或“穷忙活”,即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特点。

  

  印度投资环境与四川企业进入印度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中心 陈吉祥

  现阶段印度对中国投资鼓励与限制共存、拉力与推力同在、政治与经济交往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受此因素影响,四川企业在印投资规模极小,但印度又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是川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驿站。因此,四川应与印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沟通渠道,构建互利共赢的机制,打造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推动四川企业对印投资,创造出互利共荣的大格局。

  印度投资环境的有利因素:一是国土面积辽阔,耕地,二是自然资源丰富。其拥有云母、煤、铁、铝、铬、锰、锌、铜、铅、磷酸盐、黄金、石油等丰富资源。其中云母的产量和储量为世界之首,铝土产量和煤产量均居世界第五位,云母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60%。

  二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庞大。印度1991-2011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3-4%,是除中国外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大型新兴经济体,目前其GDP总量已达1.84万亿美元。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目前印度已超越日本,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三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印度不仅经济增长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劳动力资源丰富。2011年人口已达12.1亿,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极为低廉,是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热地。

  四是独特的人才优势。印度说英语的人口总数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高科技人才英语娴熟,基本不存在语言障碍,在与西方国家的商业交往中,其语言优势明显。尽管印度教育整体水平落后,但其精英教育模式,为印度培养出了大批高端人才。

  五是经济发展前景看好。尽管印度经济近两年来增速急剧下跌,但印度经济发展仍会企稳回升,并保持较高增长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印度经济增长率迅速下跌,2011-2012财年印度经济增长率急剧下跌至6.5%,2012-2013财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跌至5.3%。根据“经济收敛”理论,经济增长将收敛到均衡状态,一国离均衡状态越远,其收敛强度就越大,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越快。

  印度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

  一是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印度电力长期供电不足,电力缺口高达9.7%。很多企业为此苦不堪言。印度交通设施落后。目前,印度仍有3亿人难以接触到良好的公路,280万公里的乡村路网状况极差。全国高速公路不到2000英里,且大多数高速公路行车时速难以超过60公里每小时。印度城市供排水设施严重不足。2011年,印度城市发展部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城市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

  二是教育整体水平较低。经过近60年发展,印度教育普及仍然不足,小学入学率较低,还存在着大量文盲人口。印度广大农村教育十分落后,某些部落民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百分之十几。

  三是行政效率低下。自上世纪70年代末,尼赫鲁家族威权政治终结后,印度政党分化严重,党派林立。多数情况下,选举上台的执政党只有通过政党联盟才能保住执政地位。不稳定不断变动的政治同盟,加之同盟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严重削弱了印度政府指导经济、贯彻政策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力,导致行政效率极其低下。

  四是印度政策缺乏连贯性。印度行政系统可分为三层行政机构,即中央政府、邦级政府和基层政府。印度基层部分分为两大块,即选举产生的自治政府和邦政府的下级行政机构。

  五是政府腐败。腐败问题是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毒瘤,它侵吞了大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金,致使很多印度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拖延工期或半途而废。

  六是司法腐败、低效。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早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治理》(India Corruption Study 2005 —To improve Governance)中就指出,印度的公安、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农业小额贷款等公共服务部门,存在大量腐败问题。

  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是连接中印的物流通道、信息通道、旅游通道和地缘友谊纽带。四川是中国西部地区面向南亚开放的经济核心动力引擎之一,在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四川应与印度西孟加拉邦建立密切的联系,共同推动走廊建设,并利用走廊建设的契机加强双边投资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主体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国一隅,而是放眼全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并从中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这就需要政府站在战略高度引领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以优化资源配置,获取新的增长点。印度市场是世界各国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经济的重要节点之一,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印度市场就能立足南亚市场。四川具有开拓印度市场的诸多优势。因此,四川省应制定相应战略规划,帮助企业构建川印投资通道,建立新的技术链、供应链、营销链和资本链,积极拓展印度市场,并在印度四川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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