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加，上市与退市机制的分化，实际上A股市场道德风险的冲击时有发生，而在规模增大，利益体增加的基础上，道德风险的变化呈现深化与复杂化。种种事例与现实的严峻性显示，推行资本市场的道德约束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道德约束机制简单的说就是用德行约束自己的行为，运用到资本市场上，就是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进行约束，以防止伤害市场投资者利益，而侵蚀政府、公司与股东利益。从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与现状来看，一些利益任职、财务造假案、审批制度及重组利益链条、发行上市等方面问题不断，说明相关道德约束机制建设较弱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市场道德约束机制的重点，应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与制度化。

  首先是顶层监管方面的道德约束。监管层作为资本市场的管理者，其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与现实情况显示，监管层的约束机制较弱，虽然有公务员法及相关条例约束，但从现实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依然难以整体约束其道德行为。某上市公司董事长刑满后，第一个提出的是控告监管层某领导及交易所等，可能反映出道德风险的伤害之深；国有上市公司中许多来自于监管层的利益任职，使得相关公司利益融资与重组腐败升级，道德风险面加深加重等。研究发现，市场经济国家的美国在公务员任职中的道德约束机制相对完善，不仅公职人员要签署道德协议书，回避利益任职，同时也要依据联邦政府道德法案公布其个人相关财务报表，对从事涉及到利益冲突的工作，如政府合同、采购、补助金、执照、管理或监督的通用15级以及15级以下的公务员适用。报表分为5个部分，含收入、负债、兼职、福利计划、礼物和差旅费等详细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道德风险对相关领域的冲击。目前美联储主席与副主席职务变化，就可以看到相关道德协议书签订及风险约束机制的身影。因此从我国资本市场建设来看，证监会、交易所等顶层监管层的道德约束机制需要完善与深化推进。

  其次，上市公司道德约束更加紧迫。上市公司不仅是一家公司，其股票融资、交易、信息等事关投资者利益。而在现实情况下，无论是IPO公司还是已上市公司，不少体现出伤害投资者行为的真实案例。由于目前A股市场上市与退市机制并非对等，许多公司通过恶意融资、利益重组、财务包装等将道德风险转嫁给投资者。比如某上市公司为多融资，而在财务报表上包装与利益输送，某华东上市公司近期以百倍PE定向增发，其A股价格是香港H股价格的6倍，其上市公司的道德底线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利益包装，道德在融资风险转嫁及利益驱使中已荡然无存；近些年上市的一些公司，其上市时，与中介机构共同将自身包装为一个行业龙头标杆，巨额融资后，却沦为亏损类股票；有的是相关监管层出任总经理并持有大量股份，有的则是地方政府领导安排其中，但上市后业绩变脸正是一种道德约束机制失效，进而形成大的腐败案的源头点，这些不仅使得相关上市公司沦为绩差亏损公司，同时也使得相关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因此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有必要加强道德约束机制建设，以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最后，投资主体道德约束机制需要公开透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可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散户。其中，机构投资者又可划分为六大类别：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公募基金、阳光私募基金、QFII基金、其他法人机构。研究认为，投资主体中机构投资者的道德约束机制更为重要，随着市场机制投资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可以说鱼龙混杂的现象也较为明显。一些机构投资者在运作股东资金时，由于缺少道德约束机制，通过利益炒作、利益发行、利益输送、老鼠仓等形式不断的触碰资本市场的法律底线，而由于监管手段与法律完善度不佳或执行不严，使得投资者利益被伤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部分机构对亏损类、重组类、题材类股票的炒作，崩跌后导致相关基金持有人亏损，如昌九生化、重庆啤酒等；参与业绩平平的上市公司重组，以高于市价两倍的价格进行重组捧场，之后股价重挫，导致基金持有人或信托受益人权益伤害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部分机构投资者的道德风险明显体现，其急需构建投资主体的道德约束机制，以保持其投资标的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