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所必须的代价。忽悠减税的民粹主张历来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其本质是害人的，是反文明的，是违反公众利益的。

  人们一直认为高税收会增加人们的痛苦感，其实那些税收最高的国家反而幸福感最高。

  盖 洛普健康组织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定期调查显示：税率最高的北欧国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丹麦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随后是芬兰、荷兰和瑞典，而在低税 率的美国，人民反而不快乐。调查显示，大约25%，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约16%，差不多接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将终生遭受抑郁症的痛 苦。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字几乎是最高的，是欧洲的两倍，美国人每年花费大约800亿美元治疗抑郁症，可见，高税率高保障给人带来的是快乐，而低 税收低保障带来的是痛苦。

  近年又开始流行一个说法，那就是福利国家让政府欠债，这也不符合现实，福利国家不仅没有欠债，反而是债务水平 最低的，高福利国家的债务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比如瑞典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30%左右，财政赤字 不超过1%，而挪威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大量的盈余，新加坡也是这样，不仅没有一点债务，而且每年还向民众分红。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高福利国家一般都经济非常繁荣，而且非常稳定，国内需求旺盛而稳定，经济危机对其基本没有冲击作用，因此政府也没理由欠债，而大家所熟悉的南欧四国，其实他们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比如希腊的福利支出水平都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北欧。

  总之，经过考察和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对福利的投资不仅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反而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础。

  现 代化导致公共服务需求在增加，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就需要增加清洁工，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越来越完 善。如果前者增加，后者不成比例的增加，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紊乱，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

  也就是私 人财富的迅速增长本身就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没有汽车的年代，我们也没必要修那么多的公路，农业为主的国家，显然也不需要城市清洁工，现在人们只 想购买私人汽车，却不想为公路建设支付税收，我们只想享受干净的街道，清新的空气却不想为此支付税收，这是不可能的。

  GDP高速增长、 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本应该公共服务也成比例增长，但在减税的民粹思潮影响下，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现代人类远没有从 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我们拥有昂贵的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 乱。”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对私人货物毫不吝啬，而对公共货物的生产却极度克制，这不是通情达理的做法。

  由于没有很好 的扩充公共服务，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我们必须在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必须通过有效的政府手段使人们尽量避免个人的过度奢侈消费， 而在公共服务上增加合理开支，让社会财富的产生从私人生产转向公共生产，这样人民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并且这是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主导任务。

  这就必须在民众中树立“公共产品”的概念。除了邮政等少数例外，大部分公共服务是不适合收费的，他们是公共产品，必须给一切人使用，这些必须用税收支付，虽然增税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却是不得不做出的决定。社会越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这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公共开支养活的最大的两个群体是“教师”和“清洁工”，现代民众接受教育越来越高，教师就得增加，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清洁工就得越来越多，而这两个财政供养的最大群体显然不属于我们平时所谓的公务员。

  除 了公务员、教师、市政清洁等常规支出外，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是这三个方面，而这方面的削减一 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 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宣言减税的基本都是骗子。这种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巫毒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毒品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经 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骗子进行英雄般的欢呼。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 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应对全球化的决策中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富人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而北欧国家利用高收税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