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永 远的小平》是以邓小平夫人、子女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为素材编纂而成。全书每个篇章分别由邓小平的一位亲人主讲，有夫人卓琳讲述与邓小平心心相印、患难 与共、相扶相携走过58个春秋的感人故事，有五位子女讲述与父母的深厚情意和对父亲浓烈的热爱，也有邓小平孙子孙女对爷爷的回忆和怀念。全书以“情”贯穿 始终，极富感染力。

  精彩书摘：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为命。”（卓琳篇）

  卓 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无数家庭成员互相揭发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不但自己这样， 她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是清白的，无罪的。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 父亲，心甘情愿地与他共度危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老祖（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编者）就跟我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我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文 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邓小平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了。有一次，我看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 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呀！”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

  有一天，有人让我和老爷子、老祖收拾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几箱常看的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我们住进了当地人叫“将军楼”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

  在 江西，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 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块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

  当时我们住在二楼。上楼时，我上不动，我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我上楼。

  我 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个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 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 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 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去江西前，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 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 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 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让孩子看到不好。”

  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我们就到江西去了。

  后 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们写了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我们很着急。老爷子就给毛主席 写了封信，说既然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接 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 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老爷子干， 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老祖在的时候，老爷子烧火，老祖炒菜、蒸饭。孩子的小姑姑要生孩子，没有 人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 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老祖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老爷子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 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后来我们知道林彪死了。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拥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

  我 们从江西回来，找个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不行了，就给我们找一个院子。地震的时候，房子都晃，我们的房子有一个角都掉了，都不敢住屋子里。后来大家想 了个办法，我们院子里有两行架子，架子上种了些植物，后来就在这个架子上头盖一个塑料的棚子，然后我们就摆两张床，中间一个过道，大家晚上住在这。我们晚 上聊天，大家在那叽叽喳喳的，吵得一塌糊涂。老爷子就找本书看，我们做了一个电灯，让他可以看书。就那样，他说挺有意思的，也很舒服，空气新鲜，后来地震 过去了，我们才搬回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我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苦难而却温暖的江西生活（邓朴方篇）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押送至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老爷子和母亲知道我在救济院的情况以后，非常伤心。他们就给中央写信，要求把我接到江西照顾。经过努力争取，毛主席终于批准，我被接到了江西。

  1970年10月17日，得知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自己一起生活后，小平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宜，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

  1971 年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 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 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老爷子为了我的事给中央写的信，我是在纪念馆里看到的真迹。 看了信中的内容，心情很不好受。想想老爷子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子女们还付出这么多的心血，真是令我感动。我盯着那封给中央的信，久久说不出话来，真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也没有具体和我说过信的事情，老爷子藏在内心的东西，在平常他都不会主动去表现，他从来不说，只有在子女们偶尔遇到特定的场合，突然 发现一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老爷子对我们的付出和对我们的爱。

  我去江西之前，党员资格已经被取消了，身体也残废了，感觉一切都是灰色 的，一切都是失望的，可以说是心如死灰。到了江西，见了老爷子和母亲的面，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对无言无泪，泪在心里流。我们只是对着面看了看，然后 我就进到屋里，大家帮我躺到床上，就开始过日子了。

  他们照顾我的起居和生活。老爷子从来不说什么，妈妈会跟我说说话。

  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擦身子，妈妈和奶奶擦不动，父亲就来帮着擦。夏天又特别炎热，我躺着不能翻身，他们来帮我翻身。

  因为我自己不能行动，所以老爷子和母亲、老祖要照顾我的生活。洗漱、如厕、洗衣服等都是家人帮助我。不管白天晚上，还要每两个小时帮我翻一次身，以免长疮。那时候我父母每天上午还要到工厂里劳动。

  我 记得那时候给我擦澡，家人们要先烧热水，再一盆一盆地端过来。老爷子算是三个人中间的壮劳力，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父亲给我擦澡。父亲并不说什么，但他为我 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这种情况下为子女非常细致地一点一点地做事情而且每天做得很认真，有 时候回想起来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在江西那段时间里，我感受到的都是家庭的温情。这种感受仅限于在江西的时候，因为正常情况下很少有机 会这样长时间相处。在平时老爷子要上班，孩子们要上学，而在江西，大家整天相处在一起，特别是我伤得那么重，他们还要照顾我。在江西的日子里，是自己跟父 母贴得最近的时候。家庭温暖、天伦之乐，虽然日子是苦的，但乐在其中，这种感觉发自内心。那段时间最能体会到一家人相濡以沫的感觉，我奉献我的，你奉献你 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度过一个在困难中却温暖的时期。

  去江西的时候，我党籍被开除了，自然也没有职业，没有工资。我唯一消磨时间的方式是修理收音机。妈妈想搜集收音机来让我修理，可收音机那时也属于贵重物品，不可能每家每户都有。我就只好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装，装了再拆。

  我 天天抱着收音机听，长波也听，短波也听。后来有一次我听到有些外国电台报道中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了，连着几天都报这个，我当时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到了 10月1日，报纸登了参加十一晚会的领导名单，林彪和他联系紧密的人都不在列，我当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我悄悄跟妈妈说，“你跟老爷子说说，可 能林彪出事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过来说，“老爷子说了，可能。”当然，这在当时都是悄悄话，不久以后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老 爷子复出后我和老爷子从来不交流政治上的东西，包括我的工作，我也不跟他交流。这件事情上我有一点儿自私，我想我已经做得有些起色了，就不应当依靠老爷子 去办事情。男子汉做事应当自己来做，不能靠父母，所以我始终就没有请他题过词，也没有请他讲过什么话，也没有跟他讨论过我工作内容的好坏。他对我的想法应 该是知道的，他从心底里也支持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当面直接寻求他的支持。结果现在我们找资料，找不到他对残疾人事业方面的题词和讲话。后来从外国元首的回 忆录中才看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他见卡特总统时讲到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他说他是很关心的，这项事业应当支持。

  “文化大革命”见闻（邓质方篇）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住中南海。我记得有一次批斗老爷子，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家里，就在一旁看。我爸爸和妈妈站在外面低着头，听他们批斗，批斗的内容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要弄一两个小时，完了就走了。我们也不敢出来，我们也没见过这个阵仗。

  1969 年允许探亲，我很高兴地从山西赶到江西。那个时候特高兴，我当时穿着陕西的棉袄，棉袄中间系一个草绳。回家也是这样穿，老爹、老娘挺高兴的。我回去以后， 他们使劲给我吃好的，我记得我姐姐一天给我吃了12个苹果，那时候老吹自己特能吃，因为在农村劳动大家就会吃得特别多。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特高兴，因为我们 可算回来了。

  我去他们那看了地，我说这么好的地，我给你们开地种吧。种的时候对修堰还是挖沟的事情我还跟他们争，老爷子说北方的农田要 修堰，南方种地是挖一个沟。后来我才知道北方和南方不同，因为北方缺水。我把地都挖了，老爷子也帮着挖地，我哥哥还帮忙拿一个竹筒切了一半，从我们家的水 池子修了一个间道浇地。主要是怕我走了以后，他们端不动水，浇不了地。后来我走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带了好几十斤米，好多腊肉，叫我都背回农村去。

  我走的时候，老爷子什么也没表现出来，挺平静的。我走的时候挺高兴，带了很多吃的回去，那个时候农村比较苦，吃的东西可能差一点。后来我1971年底1972年初就回江西了，回江西以后上了一年学，后来就跟着老爷子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