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资源型经济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东北一直在默默承受，要弥补这个体制欠账，需要整个经济体对东北有所反哺。也正是基于此，振兴东北计划，在2003年推出。

  2003年，中国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周期，对资源型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十年，东北经济也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快速的增长周期。但数字背后，掩盖了太多的体制欠账。实际上，这十年来，东北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和结构性弊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掌控了大部分社会资源，低效地运转着。作为市场经济表征之一的非公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比例极低，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东北人要走出东北，到全国找工作和创业。

  而结构单一的资源型产品和工业品，则让东北时时处于风险之中。过去十年，不论是石油、煤炭、粮食、木材等原材料，还是钢铁、机电产品等工业品，每一次市场波动，都会形成蝴蝶效应，在东北大地产生巨澜。整个东北大地，为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提供着廉价的初级工业品。所以，当外部需求不再饥渴，东北也骤然失去了动力，陷入困境。

  开放“后进生” 吉林的自贸区之梦

  ■ 张庆宁 报道

  1月14日，天朗日晴，站在防川的望塔上，可看到图们江甩了个大弯，汇入湛蓝的日本海，图们江左边是俄罗斯小镇，右边是朝鲜的村屯，可谓“一眼望三国”。

  防川是吉林省的一个边境小村，其所属的珲春市，与俄、朝接壤，与日、韩隔海相望。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当中，珲春堪称“东北亚的窗口和桥头堡”，腹地不仅囊括珲春所在延边州，甚至还有吉林省以及幅员辽阔的东北地区。这一区域优势看似明显，却也饱受掣肘。珲春市与之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和朝鲜，都是欠发达地区，另外它还受到极其敏感的地缘政治制约。另外，防川沿图们江向下，距离日本海只有15公里水路，但很难借此出海。

  尽管吉林省的长吉图（长春吉林部分区域、以延边州为首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也是全国第一家以“中国”冠名的示范区，其开放程度和带动作用亦不明显。

  去年上半年吉林省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2%，尽管增速比2013年同期和当期全国平均增速都高出1个百分点以上，但在吉林省智库研究员刘庶明看来，该省的经济外向度不到10%，全国的外向度则达到60%，广东、浙江等地甚至超过100%。

  进出口在三驾马车中动力不足，其实是整个东北地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进出口外贸总额方面排名东北三省倒数第一的吉林，是否打破通道限制，挖掘珲春市“东北亚桥头堡”的潜力，不仅关乎长吉图地区的开发开放，更关乎吉林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

  对外开放后进生

  作为长吉图地区和吉林开发开放的窗口和桥头堡，珲春显得尤为关键。

  因与俄罗斯、朝鲜接壤，在国际关系变幻莫测的上世纪90年代之前，出入珲春这座边境小城，还需要出示边防证。1991年，珲春撤县划市，被国务院允许对外开放，两年后成为国家级开放城市。这距离大连、青岛、烟台等14个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获批，足足晚了9年。

  珲春市长吉图规划实施办公室副主任丁国华认为，珲春几乎是吉林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最近20多年，珲春从一个只有万余人口的边境小镇，成为一个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口岸城市。”

  当然，吉林在对外开放方面也是后进生。该省在2012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45.7亿美元，首次突破200亿美元。这一数字与黑龙江、辽宁两个东北兄弟各自300多亿美元的总额相比，只能排名东三省最末。放眼全国，即便是青岛一个沿海城市，同年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吉林三倍左右。

  吉林省商务厅在2013年针对吉林省开放性经济的调研报告显示，该省在对外开放领域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提及“体制和思想观念问题”、“行政成本偏高、商务成本较高”、“国有企业仍然包袱沉重”、“侵权假冒、金融诈骗、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还时有发生”等。

  这份报告还提到吉林对外开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以2012年为例，该省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量的0.64%，其中出口仅占全国的0.29%，明显低于GDP占全国2.3%左右的水平。全省外贸依存度1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34个百分点。

  长吉图开发开放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吉林省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2009年8月，《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获批，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系全国首个沿边开发开放战略。其四大战略目标分别是：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区域、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

  2012年4月，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获批，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中国”冠名的示范区，面积约90平方公里，包括国际产业合作区、边境贸易合作区、中朝以及中俄珲春经济合作区四大板块。

  珲春在长吉图开发开放乃至整个吉林省对外开放中的窗口作用和桥头堡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通道生命线

  尽管坐拥区位优势和政策利好，过去一年，珲春的开放程度和带动作用仍不明显。

  随着中俄关系进入蜜月期、中韩自贸区获批，以及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的欲望越发强烈，延边州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杨军臣认为，当下是珲春乃至长吉图地区历史上最好的开发开放机遇。“诸如俄罗斯的煤炭、木材这样的资源要素是非常优质的，朝鲜的铁矿粉同样很不错。我们和这两个国家做生意，麻烦也是挺多的。”杨军臣说，在东北亚这块三国交界的敏感区域，部分开放政策需要国家层面不断考量、地方政府不断争取。“之前内贸外运只能走单程，去年海关总署下发《关于吉林省扩展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业务范围的意见》，才同意开展返程集装箱货物运输，增加涉证商品种类，新增了黄埔、泉州、汕头、洋浦等为复运进境口岸。

  更为复杂的因素，甚至超出国家范畴。比如，由于朝鲜长期接受国际制裁，这导致延边州的货物利用朝鲜罗津港只能开展内贸外运业务。

  “虽说中国享有图们江的出海权，但水量有限，大型船舶无法航行。而且，我们还受到距离日本海出海口15公里处那座不归属中国主权的大桥的限制。”丁国华认为，通道是珲春市以及长吉图地区开发开放的生命线。“通道打通了，珲春就是口袋口。打不通，那就是口袋底。”

  据调研，长春一汽每年要进口大量的日本汽车配件，但几乎都走大连港和青岛港，受运输成本的限制，延边的陆海联运通道几乎无缘这些本省的业务。杨军臣介绍，针对通道不畅问题，他们提出并实施的解决办法是借港出海、连线出境和内贸外运，目前借港出海相对效果更明显。

  之所以借港出海，是因为以珲春为中心、半径20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俄、朝两国的大小10个港口，其中距离最近的俄罗斯港口只有70多公里。

  借港出海，已经不再是珲春和延边的事儿了。去年5月上海的亚信峰会上，吉林省与俄罗斯最大、欧洲第三位的港口运营商俄罗斯苏玛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作建设俄罗斯扎鲁比诺万能海港，作为吉林省借港出海的首选战略港口，预计2018年一期工程完工，整体建成后港口年吞吐能力将达到6000万吨。推动此事的，正是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借港出海只是多条路走路的一部分，延边州发改委主任冯涛介绍，延边未来还希望进出口通道更为立体化。“未来一年，朝鲜罗津港开发项目和罗津港至图们铁路扩能改造项目我们都要积极配合，珲春圈河口岸跨境桥要开工建设，这些通道建成后又会让我们多一些进出口通道。”

  自贸区之梦

  在解决通道这一瓶颈的同时，吉林针对本省对外开放的未来也在悄然发力。

  去年的吉林省人大会上，“推动设立吉林省自由贸易区”被正式写入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这一自由贸易区将主要依托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和珲春出口加工区这两个国家级海关独立监管示范区来建设，进而打造国家面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公开信息显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已于去年10月通过国家验收启动运营，并已引入51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经国务院批准于2000年成立的珲春出口加工区，其出口市场已经涵盖了欧盟、北美、俄罗斯、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仅明太鱼制品一项已占据韩国市场的80%。

  去年7月，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韩英珍撰文介绍，《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吉林自由贸易园区的请示》已报请国务院办公厅。目前有关规划方案已委托商务部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力华，经过调研后完成了方案草案。预计草案修改完毕后将很快上报国家商务部。“东北方面，吉林也在做一些申报尝试，比如吉林珲春，它们的愿望也非常强烈，想主打中日韩贸易。”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非研究所副主任袁波曾参与多地自贸区的方案调研撰写，她本人看好吉林入围第三批自贸区。

  “珲春进行自贸区申报和建设的两个核心要素，一是通道问题，二是通关便利化政策。”丁国华认为，地处三国交界的珲春与上海、福建等获批的自贸区城市有所不同，一方面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互补性很强，一方面海关通关政策把控太严，“因此，自贸区内的通关自由化至关重要。人的流动性加强了，可以激活本国游客出境游和外国游客入境游，另外还可以发展免税或离境退税购物等等。同时，我们也应该制定负面清单，清单之外的其他的该放开就放开，允许日韩的资金和技术、俄罗斯的资源、韩国的廉价劳动力在自贸区内进行资源要素优化组合，使得东北亚真正做到区域经济互联互通，由此推动整个吉林省的对外开放。”

  粮仓黑龙江失语：大豆之乡农民不种豆

  ■ 宋馥李 报道

  整个冬天，刘金涛忙得脚转筋：讨债和还债。

  他是黑龙江省海伦市的一个建筑包工头，临近年关，还有六十万的工程款没有讨要回来，而身后的工人追得越来越紧，几无容身之地。让他陷入困境的，是华龙集团粮食加工项目：一个大豆油脂深加工生产线。

  1月13日，刘金涛开车带着记者，查看了这个位于海伦市郊的重点工程：在一片开阔的地块上，这个加工厂只是建起了一栋附属的建筑，便已经停了下来，至今已有两年。而整个海伦市，像华龙项目一样，陷入停工和停产的大豆加工厂比比皆是。和刘金涛一样的工程承包商们，成群聚集在劳动局等政府部门，等待政府出手相助，要回工程款。

  形势是如此严峻，第二天，刘金涛的车就被讨债人开走了。刘金涛至今想不清楚，自己参加建设的这个大豆深加工项目，绥化市市委书记都曾经来视察过，勉励他们要保质保量按期完工，怎么转眼间项目就搁浅了，这个项目投资人也陷入了困境，四处找钱偿还贷款和欠款。

  不过，他知道的是，整个海伦似乎都不景气，因为海伦大豆价格倒挂，亏损严重，各行各业都承受着压力。

  国际冲击波

  海伦是黑龙江的粮食大市，盛产大豆，海伦大豆曾经享誉全国。整个海伦市的各行各业，都与大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刘金涛的堂弟刘金龙，连续种植超过20年，这些年，刘金龙家流转了周边300多亩地，成立了专业的大豆合作社，是海伦周边的大豆种植大户。

  但从2005年之后，种植大豆的效益，就进入了不稳定的周期，效益逐年递减，这两年，更是陷入了全面亏损的境地。刘金龙简单算了下账：2013年，种植大豆已经出现了亏损，每亩地亏损约100元。

  可2014年大豆行情仍然低迷。原来每斤2.4元的大豆，只能卖到2.1元，每亩地亏损140元左右。这还得益于他拥有全套的农业机械，有规模效益。周边的小农户，这两年早已弃种大豆了，更普遍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将土地流转出去，到省外去打工。

  海伦大豆为什么不行了？32岁的刘金龙并不茫然，他认为，进口每斤要比黑龙江的大豆便宜3角钱左右，这怎么能竞争得过人家？

  大豆之乡的农民不愿意再种大豆，这种趋势，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几年前就注意到了。非但如此，以国产大豆为原料的整个大豆产业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根据协会的统计，黑龙江省日加工200吨的油脂加工厂有88个，年加工能力达到1450万吨，但近年来实际利用率仅为10%左右，产业已经严重萎缩。而作为主产区的黑龙江省，省内超过一半的豆油、豆粕消费，来自省外进口转基因大豆，黑龙江省既是中国大豆主产区，同时又在向进口大豆销区转变。

  王小语甚至悲观地认为：这种局面再不改变，过不了几年，黑龙江的大豆产业就不复存在了。而以大豆为鉴，黑龙江的玉米和大米产业也有忧虑。

  在黑龙江省政府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陈永昌看来，这些年，黑龙江的粮食，不止是大豆，包括玉米和大米，都遭遇了进口粮食的冲击。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之下，进口粮食越来越赢得了市场。去年，中国进口了8834万吨粮食，相当于黑龙江一省的粮食产量，传统的黑龙江北大仓，甚至是东北粮仓，正在与进口粮食正面交锋。

  但这种不利的局面却短期内难以改变。陈永昌说，这些年来，黑龙江一直强烈呼吁对大豆等粮食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的产业，但这些呼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交易体系：失去的十年

  大豆产业从种植到加工的萧条，代表着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粮食加工产业的现状。

  2003年，王小语还是黑龙江粮油集团的管理人员。大连大宗商品交易所设立，针对水稻品种要不要进入期货市场，王小语曾经陪同证监会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官员，在黑龙江各地调研和考察。

  当时，黑龙江作为大豆、大米的主产区和重要产区，在期货市场已经慢了一步，沿海很多粮食加工企业，都设立了期货交割库。而粮食期货市场，对大宗农产品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那次调研并没有丝毫进展，在黑龙江设立期货市场、哪怕是设立期货市场交割库，也没有了下文。

  2013年，已经在大豆协会工作的王小语偶然看到一则新闻：郑州大宗商品交易所到黑龙江考察调研，而调研的内容，与十年前如出一辙：调研是否设立水稻交易品种，要不要设立大豆、大米等期货交割库。对此，王小语只有悲凉。

  可以这样说，作为产粮大省和商品粮调出大省，黑龙江本该早就建立的粮食交易体系，在原地徘徊了十年。但王小语很难说清个中的缘由是什么。这十年来，黑龙江政策研究层面的人士，其实也没少就此呼吁，但在整个国家的宏观决策体系中，这样的声音仍旧是微弱的。

  王小语认为，如果期货市场在2003年就建立起来，粮食生产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加强。在美国，多数农场通过合作社进入期货市场，另外不到10%的农民自行进入期货市场，部分农民还要通过期权锁定利润。期货市场不但有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还能够有效服务实体产业。比如，农户能够在期货高价时卖出获利，加工厂可以在低价区间完成全年大豆采购，并在高价时把产品卖出获利。这样，不论是农户还是加工企业，都不用对赌大豆的涨跌，例如，近期国内豆粕价格连续上涨，沿海的加工企业因为有交割库的便利条件，可以把期货市场做为客户，卖出全年生产的豆粕实现利润，而黑龙江省的油厂因为担心市场变化，只能随进货随加工，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只好被动承受市场变化的冲击。

  但黑龙江落后的何止粮食期货市场，陈永昌说，这么多年来，黑龙江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建设也严重滞后，没有市场交易平台，就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有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黑龙江生产的玉米和大米，成批成批地运出去了，却没有成规模的交易。大家都知道东北黑木耳好，但南方人采购大宗黑木耳，却不来黑龙江，要去山东东营。

  仅仅单向输出，没有交易节点和物流集散，粮食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率很低。王小语说，以哈尔滨为例，这里曾经号称东方小巴黎，各国的银行和商行云集与此，那时的哈尔滨，是一个各种资本和交易汇集之地。而现在，哈尔滨早已失去了这个功能。

  体制之弊

  在中国经济整体放缓、进入新常态的周期之时，黑龙江的经济增速，成为最明显的沦陷区。2014年前三季度，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5.2%，属于倒数第一。而这一年年初，黑龙江省为此定的目标是8.5%。

  煤炭和石油，两大能源工业占据了黑龙江GDP总量近60%。2014年，石油和煤炭量价齐跌，是黑龙江经济减速的主因，陈永昌说，在这种形势下，黑龙江2015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也正在调减，预计会确定在6%。

  将困境全部归结于国际市场的冲击，或许并不客观。陈永昌分析，这些年黑龙江省政府层面也深刻认识到了发展粮食加工业、延伸产业链的重要性，但为什么发展得仍不理想呢？原因是多重的。黑龙江历史上受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影响较重，计划经济建立得最早，离开得也最晚，至今还有旧胎记。对于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来说，黑龙江的产业结构单一，提供的都是初级产品，这种产品结构风险很高，只要产品卖不掉，就会造成经济下滑。

  而另一方面，黑龙江国企数量多，非公经济比重小，是计划经济留下的结构性弊端。而在国企的数量中，央企又占据了其中的60%。面对央企，地方政府常常有回天乏力的感觉。因为在旧的经济格局中，央企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对市场和价格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对地方的反哺作用很小。这同时也造成了本地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小，竞争力不足。

  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过去数十年，当各省市的人跑北京争取政策和资金的时候，黑龙江省往往只是被动的等待，从政府层面到企业层面，普遍缺乏竞争的意识。

  很多企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里，只知道抓生产，做好产品，不重视市场开发，缺乏品牌战略，全国都知道黑龙江的大米好，但大米真正叫得响的品牌却很少。各家企业生产的都是“大路货”，不同企业之间还恶性竞争，到处造假，一度影响了绿色食品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