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正在足球领域谋求变革。在2015年初，这个国家开始针对一项体育运动进行改革顶层设计。

  “计划—投资—制定规则”，这些以前对于中国经济卓有成效的方法，如今被应用到足球项目上。

  通过顶层设计，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图景已然勾勒：校园足球规划以教育部牵头，理顺了校园足球的发展障碍，而蓬勃的校园足球将为联赛提供人才，而改革足协与联赛，将使联赛更市场化运作，更多社会资本的进入，将使俱乐部发展得更好，而这也将为国家队提供更好的人才。

  足球是融合了众多社会功能的载体，这项运动能够凝聚国民，能够让国民有一项健康的消费，能够给国民带来快乐。而从经济的意义上说，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产业也能创造许多的就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顶层设计破僵局 中国足球鼎新时刻

  ■ 梁为 傅明 董萍 报道

  习近平主席是著名的足球迷。在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公众面前展示过自己的脚法，在爱尔兰、都柏林、荷兰、德国……他到世界各地出访时不时会带着一些足球色彩，他接受过梅西、贝克汉姆的球衣。他也不止一次地释放出希望中国的足球水平能够提高的信号。

  而今，中国正在足球领域谋求变革。在2015年初，这个国家开始针对一项体育运动进行改革顶层设计。“计划—投资—制定规则”，这些以前对于中国经济卓有成效的方法，如今被应用到足球项目上。

  顶层设计

  2014年12月，澳大利亚亚洲杯正在举行。中国队在小组赛中先后战胜沙特、乌兹别克和朝鲜，超过5亿人次中国人通过电视或者互联网直播见证了这些胜利。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正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总体改革方案》，并将转至中央“深改组”继续审议。

  中央“深改组”，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部门在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它的使命是：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由国务院牵头对足球进行顶层设计，可以看出足球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占有怎样的特殊地位。

  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足球球迷，但因为国足整体水平不高，许多人放弃走往足球现场。虽如此，在过去的2014赛季，中国超级联赛场均观众还是达到了1.9万人，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九。无论悲喜，足球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政府关注足球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2014年10月20日，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而在2013年，全国体育及相关产业总产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1.91%，增加值占GDP比重增加到0.63%。这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渐下降，苦苦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时，能够找到的新的领域。

  虽然那份正由“深改组”审议的改革方案尚未公布，但一些内容已经由相关人士所披露，这份改革方案的主体内容将围绕“管办分离”、“政企分离”、“俱乐部公司化”、“改革足球赛事收益分配机制，尤其是电视转播收入”以及“鼓励多元资本投入和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足球俱乐部”等方面展开。据悉，改革的重点便是体育总局与足协分离，中超公司独立经营。

  方案意义何在？广州市珠江中路，稍显破旧的办公室里，中国最重要足球媒体人之一、《足球报》社长刘晓新对记者说：“虽然方案内容并没有太多创新，但它是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的加总，并且成为了一项国家战略，这是革命性的。”

  换主角

  内斯塔、马特拉齐、萨尔加多如今是意大利GLS全球巨星传奇俱乐部的成员。不久前在意大利大使馆的介绍下，中国教育部与GLS全球巨星传奇俱乐部签署《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项目》。按照协议，2015年，将有35位GLS的巨星走进中国校园。而内斯塔他们则是首批。北京市八一中学，这所由聂荣臻创办，在1949年随着解放军进入北京的子弟学校，和其他不少中国大城市里的中小学一样，将迎来更多的传说中的足球明星们。

  《中国足球总体改革方案》还在高层审议之中未向社会公布，《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规划(2015—2025)》却已是非常清晰。

  2014年12月26日下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校园足球电视电话会议。这场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主持，由教育部牵头，共6个部委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教育厅、教育局在各地分会场收看。会议明确，由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担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组长，接下来相应的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县市区的教育厅、教育局局长将担任各地的校园足球领导小组组长。

  之前“惯例”，校园足球归体育部门管理、直接负责机构是体育总局下的校园足球管理办公室，每个省也配置一个校足办，把各省学校进行布点，钱由体育局拨款，教育部门不用投钱。但如今，校园足球被转交到教育部门的体育文化教育处，教育部成了主角。

  按照《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规划(2015—2025)》的规划，到2017年，全国40万所学校中，将有5%被发展为足球特长学校，其中小学、中学、大学按照6∶3∶1的比例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体系。照2万所学校、每校1000人计算，中国将会拥有2000万足球人口。

  管理者们相信，足球人口的增加将能从根本上提高这个国家的足球水平。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告诉记者，目前教育部正在积极推动校园足球教材制定、大力培养师资、场地因地制宜，逐步改善这三项工作。“近几天，教育部正召集全国足球专家，研究校园足球的教学指南。”

  王登峰坦言，当前发展校园足球较为困难的是师资缺乏，“教育部将采取两项措施给予解决，一是针对现有教师系统培训，提升执教水平。第二是在5-10年内，每年从国外聘请数百名高水平足球教师和数十位高水平教练员到学校教孩子踢球，指导基层教练。第三个方面是因地制宜，逐步改善场地条件。王登峰举例：“很多大城市市中心已无法扩大场地，但可以想很多办法。譬如，我在网上看到楼顶修球场、在防空设施地下室踢球，‘上天入地’。未来，学生放学后，学校场地可能向社会开放；同时，社会场馆要向学生优惠或免费开放。”

  而在《发展规划》起草者之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体卫艺研究中心主任吴键看来，政策非常重要，财政部应该每年拨出3.5亿的校园足球专项资金，“可能最终不会批3.5亿元那么多，有2.5亿就不错了，事实上，更重要的是有了政策，除了这笔专项资金，地方的配套资金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也是这样，广东省足协负责人程志文也参加了12月26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他对记者说：“广东省在会议后立刻设立了专项的经费投入，2015年将有千万元投入到校园足球场馆设施、装备，教练的培训竞赛与组织中。在3-5年，广东计划在全省内建立足球特长学校4064间，其中小学2500间，初中1000间，高中500间，大学64支队，而后，按照这样的比例去建立联赛体系，并利用联赛附带推动建立四级校园足球联盟。”

  通过顶层设计，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图景已然勾勒：校园足球规划以教育部牵头，理顺了校园足球的发展障碍，而蓬勃的校园足球将为联赛提供人才，而改革足协与联赛，将使联赛更市场化运作，更多社会资本的进入，将使俱乐部发展得更好，而这也将为国家队提供更好的人才。

  俱乐部的机会

  2月5日下午，中国，广州。

  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在珠江新城恒大中心举行新赛季管理大会。恒大老板许家印的发言颇具爆点：“恒大是年年夺冠，而不是年年争冠”、“到其他国家买一个顶级俱乐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是在中国创造一个世界顶级俱乐部。”言语指向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许家印有骄傲的理由。自2010年购入中甲的广州队后，几年来，通过重金聘请优秀外援与世界级教练里皮，恒大拿到几乎所有的最具分量的冠军。这包括中超4连冠以及一个亚洲冠军杯冠军。在中国足球形象堕入谷底之时，通过重金投入，在几年中重塑了一个全新的足球俱乐部的形象，也重塑了中超联赛的景象，将中国的球迷重新拉回到了中国足球之中。

  但另一面，恒大俱乐部的高投入开启了中国联赛的金元时代，从而造成了中超联赛俱乐部间的两极分化。如今中超已是亚洲第一联赛，但它看起来并非那么健康：这个联赛并非是完全的市场化的自给自足，16家俱乐部几乎都处于巨大的亏损状态，都需要其背后的集团公司—国企或民企—进行输血。

  一直以来，许家印最懂得审时度势，早在几年前，便开始布局足球青训，建立以西班牙皇马青训体系为基础的恒大足球学校，如今，恒大足校已经有学员2500人，建立了从6-18岁的各个梯队。而到了2015年1月，恒大再次在荷兰成立足球学校。那边，王健林也不相让，他也在西班牙成立足球训练营，培训经万达选拔的有潜质的中国少年球员，他甚至买下了马德里竞技俱乐部的20%的股权。几天前，他更是以8亿欧元天价买下了国际体育赛事营销公司瑞士盈方。

  这次关于足球的顶层设计中，针对联赛的改革主要有“改革足球赛事收益分配机制，尤其是电视转播收入”以及“鼓励多元资本投入和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足球俱乐部”。这对于所有中超俱乐部是一个利好。一直以来，中超的经营权都被中超公司所控制着，而中超公司却被足协所掌控。在中超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中国足协占36%股权，另外16家俱乐部各占4%的股权。这种奇特的股权结果导致了俱乐部在开发更多商业收入上的局限。

  半民间组织中国足协也被认为只是体育总局的棋子，一直以来，中国足协的高级官员都为体育总局所派任。在顶层设计的改革中，这种格局都将会有所改变。

  许家印不止一次地公开说过，未来恒大足球俱乐部将独立上市。现在，他看到了机会。

  新气象

  据刘晓新向记者回忆，在中国队战胜朝鲜，取得小组赛三连胜之后，有足协官员问刘晓新对比赛怎么看。刘晓新说，值得高兴，但并不是中国队变强了或中国足球的水平提高了。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足协官员们对中国足球的基本认识。因为过去几年足球基础发展的缺失，中国足球仍将处于还债阶段，还将有一段磨合甚至低迷期。但是，亚洲杯已经让人看到了新气象。在过去的几届国家队时期，每逢大赛，中国国家队的气氛都沉重压抑。但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的放松。对阵沙特时，守门员王大雷甚至问身后的一名球童“点球应该扑哪边”。

  在中纪委看来，中国足球的新气象与反腐工作不无关系。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题为《亚洲杯，从国足进步看到什么？》，评论提醒“莫要忘了足球生长土壤的改善”。“近年来，经过大动作、重手法的反赌扫黑行动，扭曲丑恶的足坛歪风邪气被重拳击破，看似盘根错节的利益交换被连根拔起，以法治推动肌体清淤，为中国足球回到健康发展轨道拨正了方向盘”。

  从2009-2012年，中国足球界展开了历时三年的反腐打黑，最终，包括中国足协高层官员、俱乐部人员，教练和球员在内的58人被处罚，其中，前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罚款20万。

  2012年，当万达董事长王健林以3年5亿赞助中国足球时，这位如今的中国首富声称，“不要求国家队有怎么样的成绩，但我要看到变化，看到足球人口的增加，联赛氛围的改善”。而在万达的主导下，中国国家队进行了换帅，从高洪波换为卡马乔，但是卡马乔这位曾经执教过皇马的西班牙人被证明并不适合中国足球，在中国国家队1:5输给泰国国奥队后，黯然离开。而后，国家队主教练换成了法国人佩兰，而这个人在这届亚洲杯后被中国人所喜爱并接受。

  足球是融合了众多社会功能的载体，这项运动能够凝聚国民，能够让国民有一项健康的消费，能够给国民带来快乐。而从经济的意义上说，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产业也能创造许多的就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北京冬天的阳光下，在一段练习之后，三位意大利人让孩子们分成两组，围成圆圈，进行抢球游戏。场面立时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这么短的一个下午，三位意大利人不能教给孩子们更多足球技术，但能传递出足球的原本：运动与快乐。

  中国足球改制考：改革先锋

  ■ 余岭 报道

  中国足球其实是体育界最早走上职业化、市场化这条正确道路的。与国内其他体育项目相比，足球的发展靠谱太多。但是，放眼亚洲、全球，中国足球的提高还是太慢，体现在东南亚足球都开始迫近中国了，打个越南都十分费劲，而以前中国“头球队”打东南亚那是砍瓜切菜。这也就给人“中国足球走下坡路”的错觉。事实上，中国足球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于市场化，而所有的弯路和落后都来自于被扭曲的不彻底的市场化。

  中国足球其实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转型、改革的一个绝佳观察样本。它在认知上的价值，应该超越体育本身。我们不妨从从市场经济改革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足球的改制史。

  改革先锋

  为什么说足球是体育界乃至整个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锋？

  在体育领域，足球的市场化改革最先展开，也是和整个国家战略同步的。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足协“红山口会议”，确定将以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试图让足球队脱离原有的政府行政体育机制，完全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作为生存发展的手段。1994年，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开始。在联赛初期成立的众多俱乐部中，除上海申花之外，绝大多数并未完全脱离原地方或部门体委，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端倪，如“八一”（原解放军体工大队）、“前卫”（原公安部体协）。尽管远远称不上成熟，但甲A联赛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球市火爆，展现了巨大的市场价值潜力，因此也吸引了众多赞助商。前5年，万宝路香烟成为了甲A联赛的冠名赞助商。但随着国内禁播烟草广告，万宝路“被迫”放弃。1999年，百事可乐接班万宝路，主赞助费也从百万美元上升到千万美元。

  从俱乐部成绩看，职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足球基础较好的一些俱乐部如大连万达、上海申花等，以及北京中信国安、山东鲁能泰山等有国企巨头入主的俱乐部等，占据了早期甲A联赛荣誉榜的前几位。而八一、前卫乃至曾经无比辉煌的辽宁等队，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因为始终无法和原有体制理顺关系而堕落，甚至解散。

  2003年赛季结束后，甲A联赛改制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超”的成立，带有明显的仿照“英超”等先进足球制度的痕迹。在2002年国家队史无前例打进韩日世界杯的契机之下，改革者希望通过联赛改制，由各职业联赛俱乐部自主管理和运营赛事，逐渐脱离中国足协的管理；而中国足协则效法“英足总”，转而负责各级国家队比赛、青少年培养，以及组织足协杯等其他赛事。应该说，这是相当靠谱的改制思路。但这一步棋，却在之后的利益博弈中几乎被“将死”、扼杀。

  市场与行政力量的博弈

  如果把中国足球的落后与乱象仅仅归因于足协，恐怕过于简单粗暴—尽管骂足协是体育媒体和球迷大众最为擅长的一项爱好。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足协（足球管理中心）应该是最安全的一个批评对象吧？只是打足协的鞭子，意义不大。

  客观来说，足协的一些主政官员还是有追求的。比如，阎世铎改制中超最初的想法，接任谢亚龙的韦迪提出“管办分离”方案，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足协是整个管理体制的一个替罪羊而已。

  我们的这个体制就叫做“管制的市场化”（regulated marketization）。没错，我们是提出要建立“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但长期以来，这个特色就是“管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理不清的，在“增量改革”的时期，这种混乱的关系造成了“双轨制”、寻租腐败的局面。如同18世纪西欧重商主义时期的腐败猖獗一样，根源不在于市场经济，而是行政特权的干预和市场的扭曲。在当下，房地产业、证券业的种种乱象，都是这一体制的鲜明注脚。在这一权力场域上，各方面参与者（players）的角色混杂在一起，其中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商业权力、市场权力在博弈中求生存。

  足球亦是如此。足球改制的历史，也是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历史。

  中国特色的“足协”，并非真正意义的民间社团组织，它和国家体育总局这一行政机关下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只唯上的行政权力架构，始终紧紧扼住了中国足球发展的喉咙。自王俊生之后，中国足协始终是一个奇怪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存在。 在2004年中超开始后，联赛的决策层仍然是中国足协的官员；中国足协始终是真正掌握中超公司“话事权”的大股东。明明可以由俱乐部自主开发管理联赛，中超联赛改制的初衷也是如此，但在中国体育主政者却始终不肯放手。

  于是，12分钟跑和YOYO测试等行政干预、2001年和2002年联赛取消升降级制度、2007年奥运前夕中超联系试图改制“南北赛区”等笑话就层出不穷。而真正该足协操心的青少年培养和赛事机制，始终缺位。

  管理者对足球市场的管制也遭到了市场的反制。随着足协取消联赛的升降级，2002年，签署了5年主赞助合同的百事可乐公司提前一年结束了和足协的合同。2004年中超元年，国际管理集团（IMG）退出中国足球，中国足协下属的福特宝公司接手赛事开发。直到开赛前不久，西门子公司才答应继续中超联赛冠名一年。第二年，西门子便退出，当年的联赛不得不“裸奔”。这并非个例，2011年中超联赛冠名再次“裸奔”。

  可以说，在“管制的市场化”环境下，中国的职业联赛、国家队建设一直在各种内耗中摇摆不定。

  不可否认的是，如今中国足球又面临了一个难得的发展转机。恒大、万达、阿里巴巴等民营资本不惜血本投入，鲁能、国安等国有资本也相继跟进，联赛明星涌入，赛事激烈刺激，俱乐部梯队趋于完善，平安则用4年6亿的代价成为中超联赛的主赞助商。

  坦率而言，在中国大局中，如同其他领域一样，顶层设计强力推动可能是打破足球改革僵局的一个原动力和契机。